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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工業化進程探析(陳立森)
發布時間:[2012-2-23]     瀏覽次數:3318次
    眾所周知,溫州乃民營經濟集散地,民間資本橫溢市場,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資本合力,從而開創了盛極一時的“溫州模式”。然而時過境遷,近十年來溫州經濟發展遭遇瓶頸,速度逐年減緩,其中投資增長疲軟、重化工業缺失、高新科技產業匱乏、大量企業和資本外流等一系列嚴峻問題接踵凸顯,致使溫州工業化發展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危局之中,并且囿于資本增值方式從投資衍變為投機,這種危局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可不審慎思之。
    一、何為工業化
    工業生產能力直接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競爭力,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工業化大致分為傳統和新型兩種,傳統工業化是指工業在一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以至取代農業成為經濟主體的過程。簡言之即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所謂新型工業化是指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易言之即為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模式。與傳統工業化相比,新型工業化有三個突出特點:一、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動力,注重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以質優價廉的商品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二、強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強調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降低資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從而大大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經濟后勁;三、能夠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
    二、溫州工業化特點、地位及其現狀
    溫州工業化進程在改革開放以后才得以真正啟動,走的是重點發展工業并以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道路。與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是溫州從發展農村工業起步,進而推動整個區域工業化,成為發展較快且具有典型意義的工業化范式。溫州工業化以私人為主體,屬市場主導型工業化。改革開放以前,溫州國家投資少,國有工業十分薄弱,鄉村工業幾乎空白,政府對發動工業化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民間閑散資金成為發動工業化的生力軍,表現為工業化初期大量農村家庭工業的出現,通過私營企業自身發展促進區域工業化進程。
    在近3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溫州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逐步由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提升到以工業為主、服務業快速發展的產業結構。改革開放前,農業在溫州國民經濟中占比很高,1978年溫州是個典型的農業地區,第一、二、三產業比例為42.2:35.8:22。改革開放以后,工業化步伐逐步加快,農業比重逐步下降,工業、服務業比重同比上升。1984年工業比重超過農業,第一、二、三產業的比例演變為37.3:38.6:24.1。到1990年,服務業超過了農業,第一、二、三產業比例演變為27.4:44.7:27.9。其后農業比重迅速下降,2006年三大產業結構比為3.5:54.8:41.7。2007年之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工業增長貢獻率,工業發展進入了低潮期。
    溫州是以內資為主、外資為輔的內源性工業化模式,從起步到發展壯大過程中,引進的外資很少,基本上依靠本地群眾日常經營積累所得,資金規模小而分散,初期投資者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投資產業首選市場需求大,技術要求低、資金規模小且收益快,又適合家庭工業、聯戶經營等小規模私營企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現今溫州仍處于勞動密集型為主、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輔的工業化階段,主要靠吸收、動員和利用國內資源和國內市場。緣于此,溫州工業化步驟漸次、水平偏低、企業規模較小,大多源于原有的產業基礎,承接外來優勢產業轉移不多,產業結構比較傳統,產業升級相對緩慢。這些先天不足反向制約了溫州工業化進程,導致其現狀堪憂,具體表現為:
    (一)傳統輕型工業比重較大,資源型、重化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由于溫州現有可開發的資源稀少,重化工業發展明顯滯后,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工業發展主要依靠輕型工業推動。總體而言,溫州科技含量高的企業相對較少,新產品開發能力較弱,新產品市場競爭力也不夠強。在當前國家重大基礎設施大量投入與居民消費升級的背景下,溫州受益的產業不多。
    (二)企業處于規模化發展初級階段,小企業比重明顯居高,且集中在傳統行業。溫州大多數規模企業只有 20 多年的發展歷史,建國以來的國有及集體大型企業成功轉制發展的不多,不具備杭州、寧波大中型企業的基礎條件。在主導行業中,大多數屬于傳統行業,如鞋類、服裝、塑料制品等,新興優勢行業比重明顯居低,對工業經濟貢獻有限。下表為溫州市工業企業結構情況表:
企業結構分類
2003年
2008年
企業數(家)
工業產值(億元)
企業數
工業產值
總量
比重%
總量
比重%
總量
比重
總量
比重
全部工業企業
140220
 
100
 
2676.95
 
100
 
147459
 
100
 
5319.35
 
100
規模以上
3824
2.7
1265.96
47.3
7484
5.1
3631.52
68.3
億元以上
221
0.2
539.29
20.1
629
0.4
1976.27
37.2
規模以下
136396
97.3
1410.99
52.7
139975
94.9
1687.83
31.7
個體戶
111424
79.5
765.36
28.6
113939
77.3
1039.45
19.5
 
 
    (三)產品主要依賴民營自營出口,外資企業帶動出口比較薄弱。從國內外銷售市場的份額看,內需仍占主體。重點骨干企業發展相對穩定,中小企業生產比較困難。重點骨干企業依靠規模效益優勢、資金實力優勢、科技研發優勢、市場開發優勢、品牌營運優勢等,抗風險能力比較強。中小企業規模越小,在經濟危機中受到沖擊越大,紛紛陷入停工、半停工和倒閉風潮。科技含量高企業徐圖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微利企業舉步維艱。
    此外,溫州仍依循傳統工業化軌道,發展模式逐漸趨于“邊緣化”。一方面,中心城市集聚力不強,小城鎮的功能無法支撐傳統產業升級。另一方面,外來資本由于民間資本豐裕而極少問津,其結果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外資缺少,而是外資所附著的創新(技術和管理)沖擊缺乏,內源式發展模式難以向開放型經濟跨越。
    與此同時,區域的“邊緣化”也進一步限制了溫州工業化進程。近年來,區域整合和一體化以及城市群的建設成為一個重要趨勢和特征。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為代表的區域一體化,以及成渝地區、中原城市群、海峽西岸經濟區等的規劃建設,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跨行政區域的整合與一體化發展階段。出于生態和均衡發展的考慮,中央也開始將生產力布局集中于幾個主要區域。以此指導未來投資和經濟發展走向。溫州地處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交匯處,在長江三角洲“15 + 1”體制中未包括溫州,泛珠江三角洲合作機制也沒有涵蓋溫州,福建海峽西岸經濟區規劃方案中同樣排除了溫州。縱觀沿海各主要城市,溫州是少數幾個沒有進入某一一體化經濟區的城市之一。盡管經濟社會的實質性一體化可能仍在持續,但是官方的合作機制上,溫州無疑已經處在了一體化經濟整合浪潮中的邊緣。
    三、溫州工業化之困惑及解決對策
    1、融資之難
資本是工業化命脈,無資本保障,要實現新型工業化無異于天方夜譚。溫州本身不缺少資本,只是難以行之有效地利用。有些人在投資,有些人在投機。由于民間資本數額巨大,流入市場便如出籠困獸勢不可遏。在片面追求“以錢生錢”的風氣下,一涌而上撲向高利貸、房地產等行業,導致炒房團在全國各地“大行其道”,掀起了一場慘況空前的“圈地運動”,儼有橫掃千軍的勢頭。而一個地區某一時間段的資本總額是有限的,資本巨額輸出,本地工業投資難免增長乏力,加上銀行收緊銀根,企業貸款日趨困難,在經濟危機襲擊下無異于雪上加霜。許多企業為了生存,不得已借高利貸,高額利息無形中重創企業再生產能力。
    2、工業投資成本過高
    溫州地區‘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資源十分稀缺,而在房地產行業方興未艾的境況下,土地資源奇貨可居,價格水漲船高,不僅居民住房成疑,企業的生存空間亦受到了嚴重擠壓。這也從側面驗證了一些企業外遷的迫不得已。其次稅收始終居于高位、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加大,這些使得企業運營成本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溫州投資軟環境較差、政府服務不到位,至而出現企業用地困難、審批麻煩等怪狀。另外,隨著物價高漲,企業建設成本持續走高,進一步吞蝕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因此,許多企業借產業轉型過渡之機,一改安土重遷的風尚,逃離溫州另謀生路。
    3、企業空心化
    研究表明溫州大部分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為主業、房地產、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后兩塊投資比例日益走高。換言之,在溫州很多企業早已不愿細水長流做實業。從實業中抽出來的資金,大部分集中于炒房、炒股、炒資源上;另一部分則進入高利貸、私募基金、資本運作等領域。樂清市政協2010年曾經做過一項調查,被譽為低壓電器之都的柳市鎮,全鎮規模以上的企業,70%以上利潤是來自其他投資而非電器。溫州市人民銀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從2003年起,溫州企業家對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的信心嚴重不足,更多的企業都把實業當作融資平臺,并借力民間借貸,參與投資其他項目。甚至有些企業實行空殼經營,借廠房融資,然后把所得資金投入資本市場,置本身業務于不顧。如此種種惡性循環,促使企業空心化,工業產業被掏空,工業化進程面臨沉重打擊,仿如逆水行舟,不進反退。
 
    4、本地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比例偏低,外來務工人員占據主力
    改革開放以前溫州以農業為主,手工業次之。1982至1990年,全市三大產業人口結構變化:1990年農業人口為143.12萬人,占在業總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52.1%下降到51.3%;工業人口為83.7萬人,占在業總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36.0%下降到30.0%;服務業人口為52.07萬人,占在業總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11.9%上升到18.7%。2008年,非農業人口達164.44萬人,占總人口21.3%。可是從下圖卻可以清楚看出,溫州工業化過程中,原來的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數量微乎其微。也就表明工業化對本地農業人口的貢獻是有限的。
在溫工人省籍前8位比例圖示:
省份
浙江
江西
四川
安徽
湖北
河南
湖南
貴州
比例
25.4
13.3
12.3
11.6
11.0
6.1
6.0
4.5
    相反的,溫州外來務工人員數量較多,據公安部門統計,截止2008年6月20日,全市登記在冊外來人員共有326.4萬,外來務工人員已逐漸成為企業工業化重要支撐力量。根據抽樣調查,在溫外來務工人員中年齡18-25周歲占42%,26-35周歲占41%,35周歲以上占12%。月收入670元以下占12.1%,670-1000元占27.3%,1000-1500元占33.9%,1500元-3000元占17.1%。住單位廠區宿舍占39%,單位獨立宿舍占10.5%,租用簡易房占32.7%,租用套房占7.2%,自購商品房占2.4%,自購舊私房占3.5%,其它占4.7%。綜上可見,外來務工人員收入偏低,住房普遍困難。
    孟子曾云:“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目前看來這句話仍不失為至理名言,由于溫州地區工業化水平低下,大部分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樣外來務工人員整體受教育程度較低,能力水平卻參差不齊,這部分人一旦工作收入不穩定、居無定所,便會鋌而走險,以身試法,致使治安環境惡化,犯罪率節節攀升。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地區刑事案件百分之七十以上涉及這部分人員,給社會帶來極大負面影響。
    5、轉型之艱
    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由始至終一層不變,溫州工業化進展緩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循守舊,發展模式相對落后。在國家積極提倡發展新型工業化之際,溫州仍走傳統工業化路子,極度依賴能源消耗和勞動力密集。而當前世界經濟是高科技主導下的全球一體化經濟,高科技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溫州地少人多,可供發展區域狹小,環境自身的承受力及自我調節平衡能力欠缺,一旦被污染,極難在短時間內降解恢復。故此,溫州工業化必須摒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騰籠換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能源環境等問題上做到防患于未然。這個給企業發展帶來了重大考驗,也加重了企業的先期投入。
    溫州“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大都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時候的政府“敢于承擔風險”,此后便固步自封,甚而夜郎自大作繭自縛,直至近年來GDP增長速度橫比持續下滑,溫州政府才后知后覺。溫州是本地資本最為過剩的地區之一,溫州經濟95%是由民營經濟構成,溫州商人游走世界,帶回源源不斷的財富。溫州經濟完全依靠民間力量推動,過去當其他地方各級政府為招商引資東奔西跑時,溫州政府則置身事外。
溫州作為改革開放第一輪發展先驅者,在上世紀90年代中葉便已形成了制鞋、制革、服裝、工業電器、塑料制品、打火機、眼鏡、鈕扣拉鏈、印刷包裝、制筆等特色產業。但到了21世紀初期,在過去10多年之中,溫州的產業結構依然沒有大的變化,占據舞臺的仍舊是制鞋、制革、服裝、工業電器、塑料制品、打火機、眼鏡等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也就是說溫州在過往十年時間里幾乎處于產業停滯的狀態。產業變革停滯,一方面造成了溫州工業性投資增長緩慢,畢竟維持原有產業的重置性投資所需要的數額不大,這直接導致了溫州經濟增長率的下滑,經濟競爭力上不去。另一方面產業變革的停滯使得傳統產業的競爭不斷加劇,價格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利潤不斷減少,這也讓溫州的傳統行業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生存壓力。
 
    4、解決之策
   (1)政府歸位
    當市場趨于無序,政府再奉行“無為而治”,顯然不合時宜。溫州經濟面臨嚴峻挑戰,政府有責任出臺相關政策,鼓舞投資者信心。①不與民爭利,降低地價、控制房價,為企業招攬人才保駕護航;②建立健全公共福利政策,為所有在溫州生活的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福利;③加大社會保障投入,讓廣大勞動者有事可做、有房可住、有錢可存。(具體如何實施請參見后面幾點對策。)
    (2)連通融資渠道
資金是發展的血液,沒有巨額資金支持,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新興行業難以得到快速發展。溫州不缺資金,據一項統計調查顯示,溫州的民間資金已經高達四五千億之巨,只不過未能把這些巨額資本有效地投向工業化生產。換言之,溫州不缺發展的血液,缺的是把血液輸送給新興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心臟和血管。溫州政府和工業界當務之責便是想方設法將如同脫韁野馬的民間資本積極引導入新興工業,一來解決企業融資困難這一燃眉之急,促進高新產業發展,二來防止民間資本過度流轉釀成經濟泡沫。
    (3)使本地農業人口從工業化進程中受益
    工業化主要目的便是造福一方,本地農業人口順理成章是受益者。以前溫州在這方面做得極其不夠,本地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比例明顯不足,更多一部分人從事商業活動。這顯然有違工業化之初衷,因而工業化進程中理應創造出大量就業機會,供本地農業人口選擇,使他們真正享受到工業化的成果。政府應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培養本地農業人口工業化發展的主人翁意識,促進他們主動加入工業化潮流。
    (4)讓外來務工人員扎根生長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在《人類激勵理論》一文中提出,人類有五種需要,從低到高依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歸屬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需要。誠然每一個工作者最終目標毋庸置疑是自我實現,然而在此前必定要有安全和歸屬等其他需要。溫州地區房價高飚難降,“居之不易”,令外來者望而卻步,這一方水土給不了他們孜孜以求的歸屬感,難以令他們安下心去務實工作,達成自我實現的理想。一個地區發展離不開外來人員的貢獻,來溫務工人員達三百多萬,要讓他們產生在溫州落地生根的意愿,防止被邊緣化,務必解決好其子女入學、社保、安居、就醫、工資清欠、豐富生活等各方面問題。其中住房問題乃重中之重,政府應通過政策傾斜、稅費優惠等手段鼓勵企業為外來務工人員建造住宅、公寓,同時更快更多提供建設用地,增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供應量,調控房屋租賃或交易的價格,督促企業及時對危舊房進行改造和維修。
    (5)做到高端人才引得進且留得住
    基于近年經濟畸形發展,又罹遭金融危機侵襲,溫州企業進入了新一輪整合期。中小企業不堪重負紛紛倒閉,大企業勉強渡過難關,可也創痕累累。加上溫州企業整體性質偏于低端,難以吸引高端人才。“國以人興,政以才治”,人才是企業生存壯大之最終驅動力,人才稀缺便決定了企業核心競爭力不足。企業是工業化主力軍,企業一旦掉隊,也就注定了工業化水平停在初級層次。而高端人才又是新型工業化的主導者,更應倍加重視。基于溫州地區房價普遍居高不下,高端人才難引進留不住成了高房價的“毒樹之果”,可謂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常言道安居才能樂業,試想當高端人才辛辛苦苦掙得的薪金無力購得一席安身之所,那么他們又如何愿意在此長久工作居留呢?因此,政府和企業在引進并留住高端人才上要謹而慎之做足功夫,保障工作必須到位,有必要在工資、福利等方面向人才傾斜,創造良好條件解除人才后顧之憂,特別要解決好其住房、子女就學等關乎切身利益的難題,增強其扎根溫州、為溫州發展做貢獻的決心與信心;同時在人才使用上要秉持公平、競爭、擇優的原則,一視同仁,任人唯才,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6)促進產業升級,防止企業外流及空心化
工業化進程重中之重是企業發展,政府應優化投資環境,在融資、用地、審批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以防企業外流。同時促進產業升級,提高對企業的環保要求。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溫州由于地域小,環境自我凈化能力薄弱,必須設定環保準入門檻,對一些能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的粗獷型企業要令其整改,未經審核批準的直接拒之門外,以此保護溫州自然環境。同時在發展新型工業化過程中,政府需加大投入,不能直接或間接將責任轉嫁給企業,務必保證實業企業利潤增加,讓企業家能從創業中收到實惠,防止企業空心化。
    四、結束語
    當引以為傲的“溫州模式”變為明日黃花,溫州人在反思之余,更需放長眼光,在謀求眼前利益的同時,兼顧整個地區將來的良性有序發展,以免走入死胡同,淪為新一輪工業化大發展無足輕重的配角。
 
參考資料:
[1]《60年人口巨變,見證溫州成長》,溫州日報,2009年8月24日
[2]《工業化模式:泉州、溫州、蘇州的比較研究》,謝立新    
[3]《溫州模式:作為區域工業化范式的一種理解》,趙偉,2008年5月
[3]《溫州工業結構變化的分析和思考》,浙江統計信息網,2010年2月
[4]《溫州模式:轉型時期的制度創新》,施端寧,《社會科學》,2003年第 2期。
[5]《階段轉型與模式轉換——溫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困境與對策》,葉建亮、錢滔,《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1月第 1期
[6]《溫州農民工情況調查及建議》,葉忠華,政協第九屆溫州市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案,2008年8月29日
[7]《浙江產業空心化之憂:企業紛紛倒閉》,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7月
[8]《溫州產業結構現狀與轉型升級的政策取向》,高順岳,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年6月第2期
[9]《溫州產業結構調整現狀及政策取向》,陶國忠,技術經濟,2006年5月第5期
[10]《溫州經濟發展問題的思考》,溫州市發改委,姜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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